2021年5月12日，哥伦比亚的全国罢工活动持续。据哥伦比亚媒体报道，数以万计的民众自4月28日起走上街头抗议，一开始是反对政府提交国会的税改方案，后来则演变成对杜克政府的。

　　尽管疫情仍然在世界范围肆虐，但今年的全球街头并不平静。4月底，在哥伦比亚，一场税改引爆了这个加勒比海国家草根的怒火，直到今日仍为平息。哥伦比亚人高举标语，身着国家队球衣来到街头，与一个习惯暴力的政府开始进行有规模的非暴力对峙。

　　在哥伦比亚，“金钱或子弹”是解决问题的“常规途径”；但以草根运动的形式出现的抵抗，在哥伦比亚却是真正的新闻。哥伦比亚人厌倦了沉默，厌倦了做国家的旁观者；然而他们能不能形成一种“第三方”，参与这场政治角力？

　　考卡山谷，哥伦比亚最重要的咖啡产区之一，目前正处在丰盛的产季。但是一个多月以来，几乎没有咖啡能够输出。持枪的军警，罢工的司机把高速公路封得水泄不通。而考卡山谷大区的首府卡利市，闻名遐迩的“萨尔萨音乐之都”，已经被催泪弹和坦克包围。

　　在政府眼中，这是一场开始1周后就理应结束的抗议。抗议于4月28日正式爆发，6月15日起由于疫情严重而临时暂停。导火索是哥伦比亚政府酝酿许久的税改法案：政府提议增加增值税税率，取消一系列所得税减免项目。

　　税改提案如果被国会批准，哥伦比亚国库将会增收约19.54亿美元增值税，约45.5亿美元个人所得税和约9.9亿美元公司所得税。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将会由哥伦比亚普通百姓承担：增值税增收的项目包括基础食品供应，电子产品，网络服务，以及新闻出版物等等；个人所得税的最高免税额度从41%降低到25%；公司所得税中，公共住房项目、养老基金利息、新能源发电相关所得等原有免税项目也遭到取消。

　　政府税改的目的是为了能持续偿还债务，维持哥伦比亚在各大机构的信用评级。在受疫情影响，贫困率飙升至42%的的哥伦比亚，这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当地时间5月2日，抗议的第5天，现任总统伊万·杜凯（Ivan Duque）宣布全面取消税制改革计划，以期平息抗议。

　　但即使杜凯已经将税改扔进垃圾堆，税改的草拟者、财政部长阿尔贝托·卡拉斯基亚（Alberto Carrasquilla）也已引咎辞职，人们仍然拒绝离开街头。被杜凯政府蛮横的税改计划勾起的怒火已经无法熄灭，人们真正要求的是和平和体面的生活，他们的诉求横跨军事、治安、经济各个领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杜凯政府过去几年对待国民的态度之傲慢，才是让抗议之火越燃越旺的真正原因。

　　从1964年起，哥伦比亚政府与左翼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人民军（FARC－ELN）的交锋正式开始，政府凭借美国的军事援助，将FARC定性为恐怖组织进行打击，但FARC从未被真正消灭，哥伦比亚长期处于接近内战的状态。战争期间，平民百姓死伤无数，然而平民百姓从未真正掌握过这场战争的线年，上一届政府与FARC的和约正式签订。但在杜凯上台后，放下武器的前FARC成员被暗杀，允诺给受害者的赔偿也遥遥无期。2019年底，哥伦比亚警察强硬抗议，导致十余名抗议者身亡。哥伦比亚高院在相关判决中裁定政府和警察暴力执法，要求政府保护和平者的权利。然而在今年4月，杜凯政府要求高院撤回这条判决，理由竟然是警方是“人民和平的保障”，而该判决没有尊重这个保障。在杜凯治下，哥伦比亚的社工、社会活动人士不断遭到杀害，教育和医疗系统得不到保障，贫困率一路攀升。

　　哥伦比亚人的诉求涵盖了以上的所有方面。这些普通的哥伦比亚人，曾经作为政府与FARC冲突的受害者，或者毒枭火并的牺牲品出现在新闻里，他们的诉求似乎已经被遗忘了很久。今天他们带着诉求来到街头，得到的回应却只有更多的暴力。抗议开始以来，经确认有34人丧生，其中约20起与警察暴力直接相关；1100多人受伤，1200余人被逮捕，发生了14起警察实施的性侵和71起其他性别暴力案件。同时，也有近200名警察重伤，7名警察住院。

　　57年过去了，哥伦比亚军警面前的“对手”从全副武装的游击队换成了手无寸铁的普通人，而他们的眼中看到的却是同样的形象：敌人和叛乱者。抗议当中，一部分民众被政府定性为破坏分子，杜凯公开谴责来自抗议者的暴力行为，并出动了防暴部队。但是事实上逝世的30余人中只有2名警察，警察过度执法而导致和平者的伤亡面前，仅有5名调查后受到停职处分。显然，哥伦比亚政府在纵容警察暴行，国家警察队长巴尔加斯甚至表示警察的渎职行为“检察官自会处理”。

　　哥伦比亚一度是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发祥地，是南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也是左翼斗争传统最深厚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它却成为了保守力量的大本营，十多年前席卷南美洲的粉红浪潮中，只有哥伦比亚一个国家由保守派领导人掌权。

　　在这激烈的转变背后是激烈的争斗。1928年，一场水果公司工人的和平罢工却遭遇了血腥，哥伦比亚左翼从此无可选择地走向了武装斗争的道路。1948年到1958年的十年“暴力时期（La Violencia）”，则让哥伦比亚国内意识形态的分裂和双方的暴力对抗到达了难以调和的临界点。在美国的支持下，哥伦比亚政府军对左翼游击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行动，波及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久，让它成为了一场看不见尽头的全面战争。

　　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地区人口最多、资源最丰饶、地理位置最关键的国家之一，曾是美国公司政商寡头急于盘剥的宝地。早在1928年，这里就爆发了针对美国资本激烈的抵抗运动。如今臭名昭著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曾在哥伦比亚拥有大片种植园土地。在加勒比海地区，联合果品惯用的伎俩是用极低工资或购物券来换取本地工人的劳动力，从而赚取暴利。1928年，哥伦比亚海滨城市圣塔玛尔塔（Santa Marta）的联合果品工人发动罢工。在美国政府和联合果品公司的双重压力下，哥伦比亚政府出动军队罢工，军队向抗议工人开火，死亡人数至今未有可靠数据统计。这一事件被称为“香蕉大屠杀（banana massacre）。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也重现过此次事件：何塞·阿尔卡蒂奥二世所在的香蕉公司罢工，却遭到军队屠杀和息。

　　“香蕉大屠杀”后，左翼政客、律师豪尔赫·盖伊坦（Jorge Eliecer Gaitan）声名鹊起。他在“香蕉大屠杀”中为工人们辩护、争取权益和正义，并要求对事件追责，这让他获得了民众的巨大支持。他决定参加1950年的总统大选。

　　盖伊坦迅速成为了资本和保守派势力的眼中钉。他所推崇的是一条通过体制路径完成左翼政治改革的道路——这与智利的阿连德不无相似之处。颇具悲剧色彩的是，和阿连德一样，盖伊坦也没能逃过被杀的命运，而他甚至没能等到入主的那天。在总统大选前夕的1948年，盖伊坦遭到刺杀，他的死让哥伦比亚进入了十年的“暴力时期”。

　　如果人间地狱存在过，它可能就是“暴力时期”的哥伦比亚。拥护不同政治力量的佃农们纷纷倒向两大阵营互相残杀，花样百出的处决、折磨、行刑方式在各个地区轮番上演，哥伦比亚人发明了诸如活体肢解，“哥伦比亚领结”——将受害者的舌头缠在脖颈上——等等恐怖的杀戮和凌虐手段，惨状种种，不忍卒读。

　　这场战争的暴力冲突阶段，最终以游击队代表和政府军1953年签订的一纸和约宣告结束。战争导致至少20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2%的哥伦比亚人口，并催生出了一条影响深远的法律：哥伦比亚的产权拥有者可以合法组建私人武装。这条法律后来孕育了FARC的右翼双生子，也就是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AUC）。这支右翼民兵组织后来得到了2002年上台的保守派总统乌里韦的资金赞助，成为了乌里韦政府报复FARC和削弱左翼力量的“打手”。他们不在编制内，但又听命于政府，对FARC实施报复性打击，并暗杀和绑架平民。

　　战后，大部分左翼武装解体或投降，但是哥伦比亚（PCC）的其中一支武装力量拒绝缴械。这支武装的领导人是马努埃尔·贝雷斯（Manuel Velez），一名咖啡农。贝雷斯的游击队集结了一部分在“暴力时期”前后被哥共动员的农民军，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山野占领了一片土地，组成自治社区。1964年，这支农民游击队正式更名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人民军（FARC-ELN），此后这支游击队将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万人的武装力量，并远赴苏联接受军事训练。

　　57年前，FARC正式成立时，它的诉求非常简单：拿回被美国公司剥削的佃农土地。然而，FARC的对手可绝不仅仅是美国公司。

　　2000年，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事委员会高级委员的拜登在演讲当中提到，在哥伦比亚，只有不到5%的人支持游击队。他引用自己在哥伦比亚的经历，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哥伦比亚军警多么欢迎美国的训练和资助，最后他警告议员们：如果政府军输给FARC，哥伦比亚将卷起远比毒品严重得多的风暴。

　　拜登的发言能代表相当一部分美国政客和拉美保守精英的立场。面对横空出世且不断壮大的FARC——一支同时具有武装属性和意识形态威胁的力量，美国和哥伦比亚保守派一致意识到这是他们必须铲除的障碍。很快，美国开始投入重金训练哥伦比亚军队，在哥伦比亚建立军事基地，派遣CIA特工，并全力支持哥伦比亚保守派力量，甚至还间接支持哥伦比亚的民兵组织（paramilitary）——前文提到的“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就是其中之一。在“香蕉大屠杀”后沉寂许久的哥伦比亚保守势力借着这股东风重新崛起，他们与一部分温和自由派组成执政联盟，和美国里应外合打击以FARC为代表的左翼游击队。

　　这是一场近乎你死我活的斗争。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外加政府孜孜不倦的污名化，在哥伦比亚几近成为了的同义词。如果说在20世纪的前60年，左翼游击武装还拥有舆论支持和群众基础，在冷战中后期美国全面介入拉丁美洲政治之后，这部分左翼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被逐渐拆解殆尽。

　　1940、50年代，美国一系列行动的包装是“”。1980年代以降，哥伦比亚出现“古柯热潮”，古柯的丰收和增产让可卡因贸易瞬间激增，正困于的FARC游击队也不得不向它低头。从此，美国对FARC的打击有了一个更正当的名字：毒品战争。

　　左翼游击队的斗争就此与毒品和绑在了一起，而左翼游击队也就此陷入了悖论的怪圈：要彻底改变美国资助的反动政府，就需要继续武装斗争向政府施压；但是一旦继续甚至升级暴力，就会造成更多平民伤亡，游击队就会愈发被污名化。另外一方面，要继续武装斗争，就需要资源——无论是金钱还是武器；然而在获取资源的手段被切断，又需要保持独立性的情况下，唯一的资源供给就只剩下了非法渠道。

　　1991年， CIA资助的军事情报网络在哥伦比亚铺开。这个行动表面上的目的是缉毒，但也有记者指出，CIA在哥伦比亚的真实行动是资助和训练民兵组织，借他们来消灭工会成员、社会工作者及其他对美国利益和保守派有威胁的人员。FARC更是这些民兵组织的首要打击目标。相当讽刺的是，民兵组织“联合自卫军（AUC）”在后来也被毒品贸易的巨额利润所吸引，同样走上了贩毒的道路。就算有政府撑腰，“联合自卫军”也不得不在2007年迫于压力解散。

　　交战双方穷兵黩武，却始终逃脱不了这个国家的怪圈。富饶的土地和温润的气候成了它的诅咒：茂盛生长的古柯被藏在黑暗中的美国毒品市场和本地毒枭们觊觎，不断给哥伦比亚的暴力推波助澜。

　　时至今日，哥共等激进左翼已经被逐出主流政坛，把持政府关键机构的或是保守派，或是执政联盟框架下的温和自由派，FARC也被定性为一个恐怖犯罪团伙。自从2002年保守派代表人物乌里韦上台以来，哥伦比亚政府力量对FARC更加剑拔弩张。在其任内，哥伦比亚军费一路攀升，2010年卸任时，哥伦比亚军费已占GDP的3.63%。它的连带效应是，对于FARC以外的左翼活动，乌里韦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这重创了哥伦比亚的民间左翼。

　　美国乐于见到乌里韦们为歼灭FARC做出的努力，也不吝惜为哥伦比亚提供更多的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打击FARC的行动渐渐成了乌里韦主义者们的提款机，而魔幻的恰恰也在此：为了给哥伦比亚疲软的经济输血，军事行动成了一台必须无休止开动的马达。

　　是不是真的没有出路呢？尽管交战双方从未找到过任何有意义的解决方法。但人们常常忽略的是，自从“香蕉大屠杀”的近一个世纪以来，哥伦比亚政治变成了政客、美国、毒枭、游击队之间的游戏，哥伦比亚人民却始终缺席。今天，哥伦比亚的新一代似乎在尝试一种新的出路，他们不愿意再缺席。

　　街头抗议，长久以来都不是哥伦比亚人的优先选项。自从乌里韦上台后，政府对抗议者越发强硬的压制让和平和罢工的路子走得十分艰难，哥伦比亚人也很少在街头抗议上取得过有意义的变革。然而在2019年，情况开始发生改变。

　　2019年开始的拉美抗议浪潮，尤其是智利宪法运动的经验，将会对整个拉美地区都意义深远。如今，它的意义已经在哥伦比亚身上展现了出来。2019年底的全国罢工中，哥伦比亚年轻人已经开始充当先锋，而在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发声。

　　年轻的哥伦比亚活动人士们录制了视频，制作了多媒体海报向网友解释抗议的由来和诉求；一群波哥大的年轻单身母亲为了保护、也为了支持孩子们，戴上头盔和防毒面具，穿上制服，走到第一线和警察对峙，她们叫自己“前线妈妈（mamas primera linea）”。这些图片和视频在社交网络和新闻媒体上都得到了广泛传播。

　　遗憾的是，奉行乌里韦主义的杜凯政府依然没能拿出谈判和改变的诚意。5月10日，杜凯抵达抗议中心卡利市，但他带来的不是此前所说的“对话”，而是增派兵力、“维持秩序”的通知。就在当天，哥伦比亚最高检察院通告称，因抗议而失踪的人数达到了321人。据NGO“人权观察”统计，截至6月9日，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419人。

　　智利的宪法运动如今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5月中旬的全国制宪会议（asamblea constituyente）大选中，非建制派大获全胜，尤其是智利参与的“赞成尊严（apruebo dignidad）”联盟。但哥伦比亚的现实和智利并不相同。

　　智利运动的核心诉求是反对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智利的形式多有变化：它可以表现为因私有化而失去保障的养老系统、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或者是因贫富差距扩大和阶级隔离而失控的疫情，又或者是因维护利益集团而侵占原住民土地、抗议者的政府。智利问题的症结也正在于此：新自由主义导致的暴力，以及合法化这一切的旧宪法，是皮诺切特时代以来智利人迈不过去的坎。在运动爆发后，智利全国上下的抗议者迅速形成了统一阵线，人们将同一个目标放置于个人的具体诉求之上：重修宪法。虽然不同群体之间的区别仍然存在：比如原住民要求返还土地，大学生要求免费教育，但智利人达成了一个共识：改变为新自由主义结构背书的宪法，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哥伦比亚的情况更加棘手。如果说智利警察的只是贯彻落实新自由主义政府保护体制、保护资本利益的意图，哥伦比亚军警则是一架纯粹的战争机器，它已经经过数十年的实战打磨，现在正朝向哥伦比亚人民开动。换句话说，哥伦比亚军警的暴力是更加危险的暴力，因为除非国家的战争状态停止，这样的暴力就难以停止。

　　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半内战状态下，也许我们会自然地认为哥伦比亚人对和平的渴望能形成一种统一的诉求。但事实并非如此。武装对抗的影响主要在于政府和军警在面对抗议时形成了的惯性。政府军与FARC的交战固然影响到了许多平民，但相对于全国人口来说，受害者比例并不算高。因此在抗议者这一边，人们还没能像智利一样形成高度统一的诉求。智利运动中，不论是受到波及还是未受到波及的民众，至少都必须承认运动与自己相关。然而现在的哥伦比亚，还存在一部分没能和运动产生连接的民众，他们或者离运动中心的几个大城市太远，或者不认为运动的结果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改变。现在，一些本来中立的人已经因为带来的交通瘫痪而对抗议者一方感到不满。一些生活在山区的农民在公路封锁后，不仅无法输出农产品，自己的口粮也被切断，村镇里的一部分超市已经开始实施供给制。运动的未来仍然渺茫，人们的生活却实实在在被影响，对运动的共识也没能形成。如果不能动员这一部分人，运动可能会相当艰难。

　　一周前的6月10日，哥伦比亚新任财政部长雷斯特雷波（Jose Manuel Restrepo）宣布将给国会提交一份新的税改计划，目前还没有更多细节流出。但可以确定的是，现在哥伦比亚的国际信用评级已经被各大金融机构调低，原来的借口已经失效，而抗议者们的重心也早已从税改本身转移到了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愤怒。

　　在声名大噪的网飞电视剧《毒枭》中，编剧借时任总统候选人的塞萨尔·加维里亚（Cesar Gaviria）之口说了一句话：“哥伦比亚人常说，上帝将我们的国土创造得如此美丽，对世界甚是不公。为了平衡，上帝让邪恶之人填满了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是否常有邪恶之人不得而知，却毋庸置疑充满了白白送命的牺牲者。哥伦比亚要重获和平和尊严，不能依靠零散的呼声，而需要跨越山河和个体信念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