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亿万富翁：德国财富家族的黑暗历史》，[荷] 大卫·德容著，闾佳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万有引力，2024年8月版，472页，98.00元

　　因为有了那些勇于揭发黑幕的商业调查记者和历史研究者，许多顶级财富家族的神秘面纱逐一脱落，曾经的创业神话与励志光环黯然失色，人们终于在家族财富和政治权贵联手打造的商业帝国的背面看到了不为人知的历史罪恶与现实真相。荷兰记者大卫·德容（David de Jong）的《纳粹亿万富翁：德国财富家族的黑暗历史》（Nazi Billionaires：The Dark History of Germany’s Wealthiest Dynasties，2022）就是这样一部新闻调查式的非虚构著作。

　　大卫·德容于2011年加入彭博新闻社（ BIoomberg News）担任记者，负责调查隐秘的财富、亿万富翁以及规模庞大的家族企业，专注于欧洲隐形财富和商业家族的新闻调查。从2017年开始撰写本书，他花了很长时间深入调查，采访相关的历史学家和各界人士，查阅了各种档案资料、个人回忆录、相关学术研究出版物，终于揭开了从纳粹时期延续至今的这段被掩盖的纳粹财富黑暗历史。在该书最后“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中，一方面可以详细地看到作者如何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原始资料，以及如何判断各种材料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更具体和集中地记录了该书所评述和揭露的这个群体对象对待调查者的态度和言行，这是相当有意思的。这篇“说明”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中提到的几乎所有德国商业家族的成员都拒绝置评、拒绝接受采访”，只有一家人例外。这几乎是所有家族揭黑调查必然会遇到的困难，只是在不同的现实语境中情况会很不一样，作者应该感到庆幸的是除了拒绝采访之外没有遇到其他干预。

　　最早引起德容关注和挖掘这段德国纳粹亿万富翁家族历史的线索来自一个不起眼的“匡特控股”网站，那个一百八十亿美元的投资规模引起他的警觉。接下来是2019年德国著名企业百乐顺公司（Bahlsen ）的二十六岁女继承人维蕾娜·巴尔森（Verena Bahlsen）在一场演讲中的炫富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舆情，而她对那些批评嗤之以鼻的回应则进一步发酵为一桩丑闻，因为她的家族在二战期间因纳粹德国的强迫劳工制度而发大财，世界各地的新闻头条和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纷纷谴责她的言论。

　　从偶然发现的线索到在舆情中爆发的丑闻再到拒绝采访，这已经很像一部大片的开头了。接下来的镜头就可以推向该书出版后马上引起的关注和反响。《》《经济学人》《福布斯》专文推荐，被亚马逊编辑选为2023年最佳历史图书，成为从财富家族的角度揭露纳粹历史黑幕的重要著作。从纳粹财富家族的崛起、脱罪到今日仍然辉煌的实力和名头，背后的悬疑与黑幕自然很有吸引力。更有评论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再也不会心安理得地驾驶大众汽车、向安联保险投保、在超市里拿起厄特克尔家的披萨（《每日电讯报》，引自）。我相信在德国的生活语境中这是一种真实的阅读感受，人们至少无法再用过去的眼光看待那些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熟悉的商业品牌。

　　德容在本书中揭示了德国最富有的五个商业家族（匡特家族、弗利克家族、芬克家族，保时捷-皮耶希家族、厄特克尔家族）如何通过以生产和金融体系支持第三帝国的暴行，同时攫取了巨额财富和权贵地位的真实故事。他指出最值得人们关心的问题是：“这些家族的元老们是怎样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崛起，达到权力的顶峰的？为什么纳粹德国倒台后，他们几乎全都能无罪脱身？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许多继承人仍然很少承认祖辈的罪行，投射出一种遮遮掩掩的历史观？为什么他们的慈善基金会、新闻奖项和公司总部仍然沿用当年与纳粹合作的家族元老的名字？”（第8页）这几个问题的确非常精准和尖锐，写这本书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答案就隐藏在这几个德国最富有的商业家族的传奇故事之中。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大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而失去意义，相反的是，从今天资本与权力世界的关系来看，仍然有着重要而敏感的现实意义。

　　在全书的叙事中这几个财富家族的故事是穿插论述的，因而读者在阅读中或时有头绪纷杂之感，为此作者在“前言”中非常概括和清晰地讲述了整个故事的核心情节：

　　德国几个最富有的商业家族出生在德国或邻近地区，在一战结束后的动荡时期跻身商业精英的行列。到1933年纳粹时代开始时，他们已经是知名的实业家、金融家、食品生产商或汽车设计师。他们在二战之前及战争期间与希特勒政权合作，通过武器生产、使用强迫劳工和奴隶劳工，以及在纳粹德国占领区侵占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拥有的公司，积累了自己的财富，做大了自己的企业。这些商业大亨有些是狂热的纳粹分子，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但大多数人只是不择手段的精明投机分子，不惜一切代价伺机扩张自己的商业帝国。他们都在第三帝国时期加入了纳粹党或党卫队。这就是拥有宝马的匡特家族，戴姆勒-奔驰的前所有者弗利克家族，安联保险和慕尼黑再保险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冯·芬克家族，控制大众和保时捷汽车公司的保时捷-皮耶希家族，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大量饮食和豪华酒店等产业的厄特克尔家族的黑暗史。

　　二战后，这些纳粹奸商落在同盟国手中。出于政治上的利益考虑，美国和英国悄悄地将大多数纳粹实业大亨交还给德国，而德国则高举轻放地让大多数有罪的大亨逍遥法外。战后几十年西德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体之一，这些纳粹商人也跻身世界上最富有的大亨之列。他们一直对自己与纳粹暴行的关系缄口不言，甚至直接撒谎。时至今日，这些商业帝国的继承人中，只有一小部分真正对家族的过去进行了反思。其他人仍然拒绝反思，而且几乎没有引来什么负面影响（第8-9页）。

　　除了这些罪恶商业家族本身的故事，作者同时还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二战后崛起的德国发展成为一个包容的社会，以追忆和反省的方式教育国民正确认识过去的错误。“放眼全球，在许多大国落入独裁者、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和煽动家之手的今天，德国仍然是西方的道德支柱。这种微妙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德国对纳粹历史和希特勒政权下发生的大规模暴行进行了持续而公开的清算。过去的50年，德国的政治领导人没有回避承担道德责任，承认了昔日的罪行。但最近，德国开始朝另一个方向转变。随着最后一批纳粹时代亲历者的离世，第三帝国的记忆逐渐淡漠，越来越多的反动右翼逐渐成为主流，开始动手戕害战后德国的进步理想。在这个虚假信息无处不在、极右势力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的时代，历史透明度和随后的反思、清算变得愈发重要。”（11页）这说明在战后德国清算纳粹罪恶历史的背景中，纳粹商人的历史问题终究是要被重新清算的。只有进入战后西德的政治历史语境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在今天揭露和清算这些纳粹财富家族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而对于处在全世界不同语境之中的阅读者而言，自然更应该研究的是豪门家族曾经如何以权力攫取财富、之后又如何继续以财富利益绑架权力，这些故事如果写出来当然就是《纳粹亿万富翁》的升级版本。

　　在这里或许应该补充的是德容在书中没有谈到的纳粹帝国政商关系的“前世”和纳粹党内部经济政策分歧的“内史”，而纳粹富商与纳粹政权的关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早就指出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更多的是依靠煤和铁，而不是血和铁，对于希特勒的纳粹帝国来说同样是如此。但是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西方史学界才开始重视研究纳粹的社会经济运作以及其中的商人和银行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1926-2016）的《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Gold and Iron：Bismarck，Bleichröder，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1977）是第一部研究那位与俾斯麦紧密合作超过三十年、以他的财富、抱负和智慧对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犹太银行家盖尔森·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1822-1893）的专著，这可以看作是《纳粹亿万富翁》的前史。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十九世纪的政治家俾斯麦与金融家布莱希罗德的关系主要还是个体性的官商关系，是作为个体的新兴资本家与容克贵族官僚的利益合作，尚未发展为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机制基础上稳定运作的利益共同体。二十世纪的情况不一样了，普遍出现了一种以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为基础的体制化的“政商关系”，具有在潜规则协调下的制度化、常规化的稳定性特征，最大的危害是在发展公共利益的合法性外衣下牟取暴利，并且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说到纳粹的政商勾结，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作为德国最高统治者的希特勒在享受着由政府提供的薪酬和各种福利待遇的同时，他在统治德国的十余年间还攫取了惊人的巨额财富：他的《我的奋斗》、演讲出场费、肖像权的专利等公开的收入及其他渠道的灰色收入（并且利用手中的权力逃税），有学者估计，希特勒在其职业生涯中个人资产的价值最高可达十一亿帝国马克（）。

　　另外，阿根廷学者皮耶尔保罗·巴维里（Pierpaolo Barbieri）的《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Hitler’s Shadow Empire: Nazi Economic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2015年）讲述的是纳粹德国前期的经济政策主要制订者、有“金融魔术师”之称的帝国央行行长兼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为德国经济复苏和重整军备而赢得希特勒宠信、如何大力推动建立纳粹德国的经济殖民地的故事。这个沙赫特

　　在《纳粹亿万富翁》的“开场”中就已经出现，他代表希特勒要求一群德国最富有的商人为纳粹党提供三百万帝国马克的竞选资金。沙赫特大力支持希特勒的重整军备计划，推动了“经济奇迹”的出现，但是由于他的“沙赫特经济学”与希特勒通过战争夺取“生存空间”的战略意图有重大分歧，从而使沙赫特最终失去权势。这样的党内政治政策分歧和斗争为纳粹帝国的政商勾结提供了需求与可能，而《纳粹亿万富翁》中的富商们正是因为依附和支持希特勒的战争征服计划而积累了财富。

　　在战后对纳粹财富家族的审判中，虽然大多数第三帝国的大亨们都只挨了一巴掌就脱身了事，但是对弗里德里希·弗利克的审判却显得有点例外。尽管最后的判决无法令人满意，但是控辩双方在庭上的辩论仍然折射出正义与邪恶的思想交锋，其中蕴含的观念、立场和各种修辞更为引人深思。

　　1947年3月15日，弗里德里希·弗利克和他的五名同伙一起被押上了纽伦堡司法宫狭窄的被告席。负责此次审判的美国首席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宣读了对他们的起诉书，弗利克和其他被告因大规模使用强迫劳工和奴隶劳工而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 在4月19日开始的对弗利克等人的正式审判中，泰勒在开场白里强调了德国实业家对纳粹罪行和维持希特勒政权所负有的广泛共同责任，指出一个独裁政权的成功在于有权势的集团在支持它，他强调“第三帝国独裁政权是建立在纳粹主义、军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的邪恶三位一体之上的”。在开庭陈述的结束语中，泰勒揭露和谴责了他们的罪责：“本案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被告都是有钱人；许多矿山和工厂都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肯定会告诉你，他们相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许他们还会说，他们支持希特勒是因为德国的威胁到了这个观念。……然而，他们与希姆莱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还向他支付了大量钱财，而希姆莱几乎灭绝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但这并不让他们觉得有失身份。他们靠富有的犹太人的不幸以自肥。他们的矿山和工厂要人力劳动来运营，他们最应该懂得劳动的真正尊严。然而，他们让时光倒转，在欧洲恢复了奴隶制。这些人地背叛了他人的期待，最终，他们背叛了德国。他们真正的罪责就在于此。”（281页）在这里泰勒强调了本案被告因为以财富和生产体系支持纳粹政权而犯下战争罪和，同时也提到了被告和辩方可能会以私有制度和产主义作为辩护说辞。

　　面对检方的控告，弗利克当然是把自己装扮成纳粹的受害者，还声称自己与抵抗组织有联系。辩方的抗诉策略一是将所有的责任说成是基于纳粹国家的胁迫；二是强调弗利克集团的分散性，似乎所有决策权都掌握在个别经理而非弗利克本人手中。另外为被告展示了四百四十五份宣誓书，其中许多都证明当事人不关心政治、秉持反纳粹立场（283页）。

　　在同年11月底的结案陈词阶段中，特尔福德·泰勒敦促美国法官不要被辩方的论证所迷惑，看来他对于被告和辩方一直试图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自己洗脱罪责的说辞比较敏感，因此他指出尽管被告“充分表明了对利润制度的忠诚……他们对一切文明国家的商业界所必须依赖的其他基本原则，却没有那么热心”；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并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自由企业不能依赖奴隶劳动，诚实的企业不应依靠掠夺扩张；“无论面对诱惑还是威胁，商人都必须遵守法律对所有人的要求，坚定不移，不愿犯罪”（284-285页）。辩方律师迪克斯在结案陈词说：“被告生活在第三帝国的统治下，该政府强迫受其统治的人做出邪恶和不公正的行为。这是他们的悲剧，不是他们的罪过，甚至不是他们悲剧性的罪过。”另一个辩护律师则更为直接地质疑这场诉讼：“对实业家的这场首次审判，不是对弗利克博士及其助手的攻击，而是对整个德国经济、对德国资本主义及其实业家的攻击。”（285页）关于资本主义制度问题，固然这是泰勒早已预料到、并且揭露过的辩方说辞，但是看来对于最后的判决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法官也没有从这个角度采纳或否认控辩双方的观点。

　　真正有影响的或许是在日后漫长的资本与权力统治共生的富豪家族史上留下的罪责争议印痕，那就是如《亢奋战：纳粹嗑药史》（Der totale Rausch: Drogen im Dritten Reich）的作者诺曼·奥勒（Norman Ohler）所讲的，德容的这部《纳粹亿万富翁》“在照亮过去黑暗篇章的同时，也以一种鲜明而不可思议的方式照亮了我们的现在，或许还有我们不久的将来。他揭示了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阴险组合是如何摧毁民主和无数生命的”（引自）。由此还可以引申出来的是经济学界从九十年代开始就讨论的“权贵资本主义”议题，实际上这与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92）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Asian Drama：Anlnquiryin 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1968）中提出的“软政权”（Soft States）概念大有联系。缪尔达尔说的所谓“软政权”实质上是一个由少数人设计的用以最大化政治控制和寻租活动的政体，其突出特点是行政的随意性控制，导致寻租和腐败在豪门商人与政客之间盛行不衰，在许多方面与当年德国纳粹富豪与希特勒、戈培尔之流的关系模式一脉相承。

　　最后的判决是弗里德里克·弗利克被判处七年监禁，因为“法官们在最重要的一点上采纳了辩方的论点：强迫劳工和奴隶劳工计划是纳粹政权推行的，超出了六名被告和整个德国工业所能控制的范围”（287页）。背后的政治原因是美国驻德国占领区的首任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John J.McCloy）出于安抚联邦德国这个新盟友的目的，因为杜鲁门政府在冷战和朝鲜战争中陷入困境，需要与联邦德国保持良好关系。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形势，外部压力迫使德国企业不得不重新面对纳粹时期的历史问题。于是一些企业不得不公开了部分档案，有些公司还委托历史学家开展调查和研究。2007年9月30日晚上，一家德国主流公共广播频道放映了纪录片《匡特家族的沉默》（The Silence of the Quandts），该片质疑德国最富有的商业王朝——匡特家族是否在刻意隐瞒家族黑暗的过去。家族继承人之一斯文·匡特（Sven Quandt）在该纪录片中微笑着拒绝为自己继承的财富承担任何道德责任，还轻描淡写地描述他父亲和祖父在第三帝国所参与的罪行。但是几天之后匡特家族发表声明，计划委托一位历史学家独立研究本家族的纳粹史，开放家族档案以促进调查。

　　三年之后，匡特家族委托的历史学教授乔希姆·斯科蒂塞克（Joachim Scholtyseck）和他的研究人员出版了一部厚达一千一百八十三页的报告，以大量的证据证明匡特家族企业参与了第三帝国的罪行，匡特的企业家精神与纳粹罪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结论是“这个家族的大家长是纳粹政权的一部分”（353页）。应该说，像斯科蒂塞克这样受雇于富商家族而能公正不阿的历史学家是极为难得的。后来德容发现，斯科蒂塞克的研究在匡特家族的网站上的介绍非常模糊，“由此可以看出匡特家族委托进行这项研究的真正动力是缓解公众压力”（357页）。

　　比较有意思的是，匡特家族的继承人并不认同斯科蒂塞克关于他祖父是纳粹政权一部分的结论，他说：“我更喜欢‘纳粹体制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我认为‘政权’指的是政治领导层，他不属于那些人。他利用了体制为实业家提供的机会，但他并不追求那个体制的意识形态目标。”（354页）另外，他虽然同意应该反思纳粹历史，“但也不能仅仅通过纳粹的12年来定义这个国家”（355页）。看起来这位继承人很懂得如何以“体制”推卸个人罪责和以历史中的特定阶段来为“国家”辩护，今天人们对于这样的辩护话术当然也不会感到陌生。

　　在全书的“尾声”中，作者向纳粹亿万富翁的继承人发出这样的呼吁：“在世的一代继承人在传承家族的商业王朝之前，仍有机会改变方向——致力于完全公开历史、承担道德责任，无条件地努力偿还父辈欠下的巨额债务。接下来，这些继承人的子女将有机会利用他们的权力和财富来帮助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他们祖父那一代无法立足的世界。”（383页）这是极为恳切的期待和呼吁——他们的确是“仍有机会改变方向”，帮助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问题是，只要“他们的黑暗遗产仍然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要他们的利益王国像女继承人维蕾娜·巴尔森（Verena Bahlsen）所说的“它应该继续属于我”，他们真的会“改变方向”吗？